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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正信娱乐的报道:

迄至18世纪中叶,中国普遍受到西方人的倾慕。这大部分得归因于天主教,特别是耶稣会传教士的著作与书信在西方广为流传,这些传教士在庞大的中国人口中看到传教的远景。虽然大多数的天主教传教士亦察觉到中国若干内在积弊,不过他们大抵延续耶稣会士利玛窦的观点。利玛窦于1583年至1610年寄居中国,他十分推崇中国人的勤奋、国家官僚制度的齐备、文化传统之中所蕴含的深邃哲理,和统治者的无上权威。

康熙年间,在华传教活动由法国耶稣会士主导,他们对清初的中国更是充满溢美之词,意在向“太阳王”(Sun King)路易十四请命,企图说服出钱出人,支持传教士。这些谀词描述传达的重要想法是,儒家典籍的伦理意涵证明中国是一个深具道德情操的国家,而且曾实行一神论的宗教形式,而这与犹太教跟基督宗教传统共同所体现的精神相去不远。因此,稍加努力之后,中国人就可以回复固有的价值观,不用刻意强迫,他们也会改信基督宗教。在促进中西方哲学与道德价值的同时,中国学者也帮助天主教传教士们将孔子的经典之作《论语》,翻译成拉丁文。拉丁文版的《论语》在一六八○年代完成,1687年已经可以在巴黎或牛津的图书馆一窥踪迹。

虽然在康熙末年,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的影响力大幅滑落,而且,在18世纪,耶稣会在欧洲的势力也逐渐式微,最后在1773年解散,不过耶稣会士对中国政府与社会的叙述仍是欧洲人所能读到最详细的资料。德国哲学家莱布尼玆(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tz)就曾经读过,他对《易经》的八卦十分感兴趣。甚至大力抨击教会的哲学家伏尔泰(François Marie Arouet de Voltaire),也深深被有关中国的论述所吸引。伏尔泰对18世纪法国教会的权力痛加挞伐,他巧妙地利用天主教提供之有关中国的资料,驳斥天主教教会各种极端的主张。伏尔泰论道,假若中国的确是崇尚道德、充满智慧、伦理有序、管理良善,假若这皆归因于儒家思想的浸染,既然孔子不是基督徒,那麽即使是没有天主教的宗教力量,仍然可以成为一个受人景仰的国家。

图/法国哲学家伏尔泰(1694-1778),取自。

伏尔泰在1740至1760年间发表的一系列极有影响力的著作中,对中国大加赞扬。伏尔泰在一本小说里指出欧洲、亚洲两个不同社会在道德价值观的呼应。他在一出戏剧里指称,中国人的伦理道德甚至能感化由成吉思汗所领军的蒙古征服者(译注:此一戏剧即是伏尔泰改编自元曲《赵氏孤儿》而成的《中国孤儿》。)。伏尔泰在《诸民族风俗论》(Essai sur les moeurs et l 'esprit des nations)一书里,于开篇处便重新省思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并以相当的篇幅来论述中国。伏尔泰意在强调不同文明的价值,并指出欧洲人的傲慢自大:“对中国礼仪的最严重误解,肇始于吾人以己之风俗度衡彼之风俗:无论前往这世上任何角落,吾人总会带著因为天生好辩而衍生的偏见。”伏尔泰无法在欧洲人身上找到“哲人王”(philosopher-king),来说明他的宗教与政府体制的观点,他相信,乾隆皇帝可以扮演哲人王的角色,他甚至还写诗向遥远彼岸的这位皇帝致敬。

伏尔泰对中国典章制度的礼赞,是发生在欣慕中国文化的脉络下。在18世纪这段时期,欧洲人十分迷恋中国,法文中的“chinoiserie”一词即用来形容对中国的狂热,但是现在比较是具有中国趣味的装饰格调与设计流风,而非哲学的探索与政府体制架构的擘画。在有关中国式的宅邸、林园的画册里,中国式的镶边丝绸、刺绣以及色彩绚烂的瓷器中,欧洲人发现了一种有别于新古典主义精密几何计算与“巴洛克”(baroque)繁复风格的设计。法国的“洛可可”(rococo)风潮融入中国元素,这种文化氛围崇尚柔和色彩、不对称性,一种刻意造作的杂乱感,以及梦呓式的官能表现。洛可可的流行风尚在当时的欧洲举目可见,从中产阶级家庭摆饰的“中国风”壁纸与家具,到公园里的凉亭建筑、街上的轿子、中国式的林园造景皆然。

然而随著晏臣那种愤怒与讥讽文字的出现,这股中国趣味的风尚,不管是在知识上或在审美方面,很快就消失无踪。启蒙运动时代的许多重要人物,开始认为伏尔泰笔下的中国不足采信,伏尔泰对中国的狂热之情已沦为这些哲学家嘲弄的笑柄。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与孟德斯鸠(Baron de Montesquieu)怀疑,中国人并未享有真正的自由,中国人的法律是奠基于威吓而不是理性,中国的考试制度可能会令中国道德堕落,而非促进道德的进化。其他作家亦表示,中国似乎并未进步,甚至没有进步的观念;此种观点与认为中国日渐退化仅是一步之遥而已。套用法国历史学家布兰杰(Nicolas Boulanger)写于1763年,后来翌年被英国激进派的威尔克斯(John Wilkes)翻译成英文的文章:

中国现今所保留的所有古代制度的残余,必然会被未来的革命洪流所吞噬;一如部分古代制度在现今中国消失无踪;最后,直到中国不再有创新的制度,她将永远落入失败的一方。

有几位欧洲卓越的思想家细思这些有关中国与中国人说法,努力求索中国未来的前景。苏格兰的思想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于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分析》(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简称《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一书曾讨论中国的经济。在分析各国的生产力时,亚当.斯密发现可用中国来与其他国家,特别是欧洲各国与北美发展中社会进行比较。若以人口作为国家发展指标,亚当.斯密的结论是,欧洲国家每隔500年增加一倍,这个成长即使称不上剧烈,也算稳定。北美的人口每隔20或25年就增加一倍,因此北美的劳动力不虞匮乏;此故,“新大陆”是“比较繁荣,而以更快的速度向富裕之道迈进”。

中国“长久以来便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亦即土地最膏腴,农业最发达,人口最多且最勤奋的国家”,尽管如此,中国的发展已经到了极限,“中国的财富已经臻至其法律与制度性质所能容许的限度”。处于如此状态下,持续的人口成长将会带来严重的经济后果:“在这样的国家,工人的工资在过去足以维持生计,养家活口,但因为工人相互竞争与雇主的利益,工资很快就会下滑至一般人道要求的最低限度”。其结果,“中国最下层人民的贫困,远远超过欧洲最匮乏国民的贫穷程度”,杀婴的行为是社会存在的普遍现象。所以亚当.斯密尖锐地论道:“结婚在中国是受到鼓励的,然而这并不是因为生儿育女有什么好处,而是因为他们有杀害子女的自由。”根据亚当.斯密的说法,中国拒绝改变,结果使这些问题更形恶化。因为自外于世界经济的成长,中国正逐步迈向自我封闭的命运:“忽视或轻蔑对外贸易,只有两、三个港口容许外国船只停泊的国家,断难达到与其不同法律和制度国家所能拥有的商业数量。”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于一八二○年代初所作的系列著名讲义中,把布兰杰、卢梭、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等人的批判分析,融入到他对历史初期阶段,现已被扬弃之“东方文明”(Oriental Civilization)的论述里,而中国文明无疑是东方文明之中的佼佼者。黑格尔所建构的“亚细亚社会”(Asiatic Society)概念,对青年马克思(Karl Marx)与19世纪末思想家有著深远的影响。对黑格尔而言,历史是他称之为“观念”(idea)与“自由”的世界展现的过程。自由是“世界精神”(World Spirit)自我实现的彰示,而世界精神在欧洲与北美的基督教国度里已全然开显。黑格尔对自己所处的时代深感乐观,发展出一套贬抑中国过去文明价值的历史哲学。黑格尔把中国描述为由皇帝或专制君主所宰制的国家,正是“只知道一个人自由”之“东方国家”的典型。在西方的希腊、罗马,“只知道一部分人(指贵族)是自由的”;几世纪后,到了黑格尔所处的时代,却知道全体人们皆是自由的。因为不了解“精神”在世界的进程,所以中国皇帝的“自由”也是“恣意”的,这表现为“残暴——激情的冷酷兽性——或是欲念的,而这种驯服只不过是自然(Nature)的意外”。

图/德国哲学家黑格尔(1770-1831),取自。

黑格尔写道,中国的命运部分得归因于地理因素:“亚细亚东部的广大土地隔绝于历史的普遍进程之外。”在一段措词有力的章节里,黑格尔提及中国人缺乏欧洲人海上冒险的勇气,而宁愿守护著大平原农业的节律。土地所呈现的仅是“永无止尽的依赖性”,而大海却负载著人类“超越这些思想与行动的有限范畴……海洋的无限延伸超脱了大地的制约,但亚细亚国家虽然以海为邻,其辉煌的政治组织却缺乏这种想法,其中中国即是一例。对亚细亚国家而言,海只不过是大地的尽头与中断,他们与海并没有积极的关系。”勇于海上冒险而积累了庞大财富的福建商人,若是看到此类陈述可能会感到十分错愕,不过大清帝国对海上冒险兴趣缺缺,这点黑格尔基本上是说对了。

在这一连串晦暗的结论里,黑格尔将中国置在世界精神进程以外。虽然中国曾经拥有过无数的历史学家,不过他们在自己的框架中研究自己的国家,殊不知中国“置身于世界历史的发展外,总是认定必须要等到若干条件结合后,自己才会踏上兴盛的进步之路”。虽然中国皇帝向其百姓所说的话可能是“庄严、宛如慈父一般的和蔼”,不过中国的百姓却“自视卑微,确信人天生就只配给皇帝拉车”。在一段远远超越马戛尔尼对清代历史命运预言的话语里,黑格尔为中国的百姓感到悲哀:“身上的重担把他们压倒在地,然而这却像是无法逃脱的宿命:他们出卖自己为奴,吞进难以下咽的奴隶饭食,却不以此为忤。”

或许中国在形上学与地理方面尚未陷入完全孤立的状态。在一段意味不明的独白里,黑格尔补充道:“与世界其他面向的关系,就只能仰赖另外的民族将它们找出,并研究它们的特质,始可得知。”由谁或如何去寻找,黑格尔并未明言,不过西方强权挟其船舰、外交使节团与鸦片,很快就会找到答案了。

首图来源:

本文节录自:《》一书,史景迁著,温洽溢、孟令伟、陈荣彬译,时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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